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大量農村被征地拆遷，村民委員會被撤銷，相應的居民委員會紛紛成立。由此，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之外，產生了新事物——“村改居”社區。“村改居”并不只是換一個“牌子”、組一個“班子”，它還關系到一系列的社會治理問題，包括基礎建設、居民身份轉換、城市生活融入、公共服務延伸等。在實踐中，由于文化水平，思想觀念，人口流動等現實因素，“村改居”社區治理往往存在居民自治意識薄弱、參與度低的“局外人”現象。
社區治理工作“局外人”現象不利于社區工作的開展，與“共治共建共享”基層治理體系要求存在差距，給社區治理帶來負面影響。一是社區認同歸屬感低。一些“村改居”社區居民（以下簡稱居民）的傳統農民觀念根深蒂固，離開熟悉的鄉村鄰里環境后，對社區沒有認同感、歸屬感，不愿意多花時間和精力參與到社區自治的發展和建設中。二是社區工作開展難。居民思想上沒有對社區的認同歸屬感，行動上就表現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利益相關趨之若鶩”。社區居民不能充分認識自己在社區中的主人翁地位，社區治理的主體缺失，發展社區自治也就困難重重。三是社區自治體系發展慢。一方面各自治組織缺少人手，僅靠社區“兩委”難以落實各項工作，往往疲于應付，使得好政策難以落地；另一方面，社區工作不到位，也會打擊居民積極參與自治的熱情。
“黨建引領、居民為主體”的多元共治格局是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居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決定性來源。社區治理工作“局外人”現象的出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人際交往方式的轉變。“村改居”后，高層居民樓的空間聚集形式分割了原村民間聯系的緊密性，來源于不同拆遷行政村的居民散落在社區不同居民樓，原有的鄉村鄰里“熟人社會”解體。加之社區外來人口的入住，居民間的陌生感進一步加深，人際交往互動性被削弱。二是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被新的城市職業所替代，居民為更高的生活成本而忙碌，原村民身份的自由空間被繁忙的工作所擠占，居民生活呈現出單一化與原子化形式，無暇顧及社區公共事務。三是自身身份認知的困惑。從村民到居民，他們的身份是被動地而不是主動地發生轉變，全方位地變化使得他們一時間無所適從。他們感到自身經濟水平、文化素質、社會參與度都與城鎮居民有較大差距，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不是居民，不是村民”的迷惘，導致身份認知上的困惑。
為改變社區治理“局外人”現象，建議從三方面采取針對性措施：一是加強宣傳引導。社區“兩委”要引導居民們積極適應新鄰里關系，構建新時代和諧社區。一方面要加強宣傳，讓居民明白積極參與自治，既能獲得成就感等精神榮譽，也能實實在在地改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要注重社區居民工作隊、志愿服務隊的宣傳建設，既能提升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水平，又能充實社區工作隊伍，還能密切社區人際交往。二是突出黨建引領作用。要把基層黨建融入到社區治理全過程，織密組織、做實網格、以評促建、全員參與，不斷提升社區治理效能。形成“黨員帶頭先行，群眾積極響應”的良好氛圍，讓黨的工作有效覆蓋、無所不至。三是整合盤活多方資源。要把黨組織、物業公司、網格員、居民代表等多方力量資源有效整合，搭建“黨組織＋物業＋網格員”為一體的紅色平臺，以黨建為引領助力解決鄰里糾紛、家庭矛盾，弘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多措并舉，把支部建到樓院，把服務做到心里。
版權聲明：本文內容由互聯網用戶自發貢獻，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擁有所有權，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發現本站有涉嫌抄襲侵權/違法違規的內容， 請發送郵件至 舉報，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