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都能寫代碼了，編程教育是否還有價值？（編程軟件tc）

“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習編程，因為它教你如何思考。”

這是史蒂夫·喬布斯在生前接受采訪時說過的一句話。曾經有一段時間，計算機編程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技能之一，它可以讓一個人成為技術精英并決定人類的未來。在過去十余年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試圖讓計算機科學在更多的學校中普及，其中，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就在普及計算機教育方面行動積極。

大約在十年前，微軟、谷歌和亞馬遜等如今在人工智能領域非常活躍的科技巨頭就幫助推動了非營利組織Code.org，這是一個學習編碼的項目，其愿景是讓每所學校的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學習計算機科學，作為他們核心K-12教育的一部分。

緊隨其后的是一波致力于編程和學習計算機科學的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其中就包括Codecademy、Treehouse、Girl Development It、Hackright Academy和Girls Who Code等。家長們也開始熱衷于讓孩子們參加編程夏令營，甚至有些人可能會選擇用“嬰兒編程”系列叢書，讓他們孩子更早地開始學習，因為越早讓孩子們對計算機編程感興趣，效果越好。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在2016年也發起了一項名為“全民計算機科學”的倡議，提議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讓學生具備“在數字經濟中蓬勃發展”所需的“計算思維技能”。

事實上，對編程教育的重視，在美國已有很久的歷史。在20世紀60年代，相關的行動就已經展開，其中，以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為中心的Logo項目和達特茅斯學院發起的項目就是兩個典型。

不過，這兩個項目以及隨后的許多項目，往往使社會中擁有最大權力的人群受益。當時和現在一樣，僅僅學習編程既不是經濟不穩定的人群獲得穩定財務未來的途徑，也不是解決教育系統不足的靈丹妙藥。

在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應用日益普及的當下，計算機學科知識正在成為每個個體的關鍵知識構成。當ChatGPT可以輕易地敲出一段代碼時，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學習編程知識？編程技能又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教育乃至經濟生活方方面面可能存在的不公？在美國的編程教育普及歷史中，或許我們能看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圖：編程語言BASIC的聯合創始人約翰·柯梅尼

圖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達特茅斯：建立一個BASIC計算社區

20世紀60年代初，數學教授（也是未來的達特茅斯大學校長）約翰·凱梅尼向大學受托人做了一次演講，希望說服他們資助一個校園范圍的計算網絡，他強調了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當時他們都是男性，大多是富人和白人）是美國未來的領導者。凱梅尼認為，“由于許多來自達特茅斯這樣的機構的學生成為了行業和政府的高管或關鍵決策者，他們未來肯定將擁有高速計算設備。”

1963年和1964年，凱梅尼和數學教授托馬斯·庫爾茨與達特茅斯的學生密切合作，設計和實現了一個校園網，而凱梅尼主要負責設計一種名為BASIC的易于學習的編程語言，供學生（和教師）在該網絡上使用。1964年秋天，這兩項成果都受到了即將入學的學生的熱烈歡迎。

圖：在達特茅斯，數學教授托馬斯·庫爾茨（左）和約翰·凱梅尼率先在大學教育中使用計算機。

圖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隨著達特茅斯大學網絡在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網絡終端被安裝在新的校園計算機中心、共享的校園娛樂空間和宿舍以及校園周圍的其他地方。由于該系統是作為一個分時網絡建立的，這在當時是一項創新，多個終端可以連接到同一臺計算機，使用這些終端的人可以同時編寫和調試程序。

這無疑是一次變革：到1968年，達特茅斯80%的本科生和40%的教師定期使用該網絡。盡管即將入學的學生學習了如何用BASIC編寫程序——這是一年級數學課程的要求，但真正培養計算機文化的是學生們將語言和網絡打造成自己的語言和網絡的方式。例如，足球在校園生活中的重要性（達特茅斯在1962年至1971年間七次奪得常春藤聯盟冠軍）激發了至少三款在達特茅斯網絡上瘋狂玩的電腦足球游戲（FTBALL、football和GRIDRIRON），其中一款是凱梅尼自己寫的。

由于網絡很容易訪問，BASIC也很容易使用，達特茅斯的學生可以將計算與自己的生活和興趣聯系起來。有人寫了一個程序，為心理學課測試一個假設；有人運行了一個名為XMAS的程序來打印圣誕卡；有些人給父母或女友打印信件；還有些人則享受起了一系列游戲，包括電腦橋牌、跳棋和國際象棋。盡管學習用BASIC編寫程序是達特茅斯學生計算的起點，但他們使用BASIC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并與同齡人建立社區的方式，使該系統在近半個世紀前成為社交網絡的先驅。BASIC編碼并沒有取代他們的文科課程要求或課外活動；相反，它帶來了不錯的補充。

隨著該網絡越來越受歡迎，新英格蘭各地的其他學校都試圖為學生利用達特茅斯的計算機網絡。到1971年4月，該網絡覆蓋了新英格蘭、紐約和新澤西州的30所高中和20所大學。一所學校只需要連接一個終端和一條電話線，將終端與達特茅斯校區的主機連接起來。然而，隨著BASIC從達特茅斯進入新英格蘭各地不同類型的高中，計算文化仍然是同質的。

包括菲利普斯埃克塞特、菲利普斯安多弗和圣保羅在內的私立高中都是在1967年之前最早建立聯系的一批。再過幾年，私立和公立高中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中學項目（SSP）從1967年持續到1970年，由柯梅尼和庫爾茨獲得的為期三年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資助，將康涅狄格州到緬因州的18所公立和私立高中的學生和教育工作者聯系起來，目的是將計算訪問（和BASIC）交給盡可能多的人并觀察結果。

這些學校要求達特茅斯大學分配時間，這反映了每個學校的一些個人或團體的興趣和動機。他們想要網絡訪問，進而想要代碼訪問，因為這是一種新穎而精英的訪問方式。一些學生是熱情的用戶，甚至在凌晨四點醒來登錄。但訪問達特茅斯網絡的機會明顯不平等。當時參與SSP的私立學校幾乎都是男性白人，這些學生的網絡時間幾乎是男女同校公立學校學生的兩倍：私立學校學生每周72小時，公立學校學生只有40小時。

在美國女孩和婦女教育機會擴大之前的這些年里，高中男生報名參加的數學和科學課程比高中女生多得多。數學和科學的學生在這些課程中獲得了計算的機會，這意味著BASIC進入了一個已經按性別和種族隔離的系統。原本打算為所有人提供計算的服務最終放大了現有的不平等。

圖源：Pixabay

Logo：試圖改變世界

在距離達特茅斯一個州的地方，由西摩·帕普特、辛西婭·所羅門和沃利·費爾澤格創立的Logo項目試圖徹底改變中小學生的學習方式。最初，研究人員創建了一種Logo編程語言，并在1967年至1969年間對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麻省理工學院附近學校的五年級和七年級學生進行了測試。所羅門回憶道：“這些孩子制作了搞笑的句子生成器，并在他們自己的數學測驗上游刃有余。”

但Logo顯然不僅僅是一項“學習代碼”的努力/行動。它發展到包括一個完整的實驗室和一個全面的學習系統，將引入新的教學方法、受過專門訓練的教師以及可以思考和玩耍的實物。也許這些物體中最令人難忘的是Logo Turtle——這是一個在計算機命令的指導下沿著地板移動的小型機器人，它的身體下面有一支可伸縮的筆，可以放低它來繪制形狀、圖片和圖案。

到20世紀70年代初，Logo小組是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一部分，西摩·帕普特與計算機科學家馬文·明斯基共同創立了該實驗室。以孩子為中心的學習環境提供了一種寫故事的方式，一種畫畫的方式，還有一種制作音樂的方式，以及一種用可編程對象探索空間的方式。帕普特設想，Logo哲學將賦予兒童作為“智力代理人”的權力，他們可以獲得自己對數學概念的理解，并與心理學、物理科學、語言學和邏輯學等其他學科建立聯系。

但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之外的現實挑戰了這一愿景。簡言之，向小學生教授Logo既是時間密集型的，也是資源密集型的一項行動。1977年至1978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一所公立學校對Logo進行的為期一年的研究；本應包括該校所有六年級學生，但這筆補助金只涵蓋四臺電腦，這意味著只有四名學生可以同時參加。研究小組發現，大多數被選中參加的學生確實學會了使用Logo創建程序和表達數學概念。然而，當研究結束，學生們繼續學習時，他們的計算經驗基本上都留在了過去。

隨著該項目的結束，Logo團隊在達拉斯的私立Lamplighter學校實施了更大規模的合作，該學校由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共同贊助。這所學校有450名從幼兒園到四年級的學生，有50臺電腦。Logo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被整合到課程中——這只有在這類小型私立學校才能實現。

大約在Lamplighter項目同期，Papert的《心智風暴》一書也出版了。在這本書中，這位數學家對計算機革命教育的承諾充滿熱情，而這些也標志著Logo達到了一個高點。但這些創造性的計算機教育舉措是短暫的。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美國公共教育官僚機構發展緩慢，難以改變。當一個有前途的試點項目被引入一個充滿資源不公平的系統時，要么沒有規模，要么無法取得同樣的結果。

但另一個問題是，到20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的普及對Logo的革命性愿景提出了挑戰。隨著計算機成為消費品，軟件也成為了消費品。人們不再需要學習編碼才能使用計算機。就美國教育而言，課堂上的計算機不再是編程，而是教育游戲、文字處理和演示。盡管BASIC和Logo在美國各地的一些學校繼續教授，但對許多學生來說，寫一些代碼來按字母順序排列列表似乎不切實際，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想象中的未來脫節。

圖源：Pixabay

校園之外的編碼學習

然而，學校并不是學習編碼運動的唯一場所。成立于20世紀40年代的計算機機械協會（ACM）作為一個專業組織，在20世紀60年代率先向年輕人教授編碼。從1968年到1972年，ACM成員通過其當地分會在美國各地建立了項目，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提供計算機技能培訓。同一年，政府和社會福利組織提供了類似的培訓，包括通用電氣在內的公司也提供了類似培訓。在東海岸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城市至少有18個這樣的項目，在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有一個。大多數（但不是全部）針對的是年輕人。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程序教授大型機或按鍵打孔操作，但其他程序旨在教授當時常見的商業計算語言COBOL和FORTRAN的編程。

參加這些項目的學生學習了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能因此找到工作嗎，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他們的新技能？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圣地亞哥的一個項目安排了講西班牙語的老師，甚至將一輛40英尺長的拖拉機拖車改裝成了一個移動訓練設施，這樣分布在這座龐大城市的學生就不必花一個多小時乘公交車往返于中心位置。在紐約奧爾巴尼-斯克內克塔迪地區，通用電氣公司支持一項嚴格的計劃，為美國黑人從事編程工作做好準備。它對沒有高中文憑的人和有警察記錄的人開放，沒有入學考試。開始這項培訓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完成了培訓。

然而，后來許多人無法找到工作，即使是入門級的工作。在其他情況下，優秀畢業生得到的工作每周工資為105美元，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該項目的一位顧問建議，對于未來的培訓項目，通用電氣應該“優先考慮沒有家庭的年輕人”，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的勞動力成本。

這些培訓活動的存在反映了組織者的一系列動機，他們大多是白人、富裕的志愿者。這些志愿者傾向于將生活在城市地區與生活在貧困中混為一談，并認為生活在這些條件下的人不是白人，所有這些人都可以被歸為“弱勢群體”。他們認為學習編碼將為這些參與者提供一條直接的脫貧之路。但他們的想法表明，他們對幾個世紀以來的奴役、無償勞動、吉姆·克勞暴力、薪酬歧視以及種族隔離和不平等的教育、醫療保健和住房所帶來的障礙知之甚少。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考慮到了自己的利益，將這些提高技能的計劃視為解決種族不平等及其引發的社會不穩定的靈丹妙藥。一份會議報告顯示，特拉華州ACM分會的一個小組認為，“在城市危機的這些日子里，數據處理行業為弱勢群體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讓他們融入美國主流生活方式。”

如果成功被定義為讓越來越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女在計算機行業找到好工作，進而讓他們有機會塑造和掌握重塑世界的技術，那么這些項目就失敗了。正如學者阿維德·尼爾森所觀察到的那樣，雖然一些志愿者“可能專注于社區本身的需求和愿望”，但其他人只是在為“內亂”尋找創可貼。與此同時，阿維德·尼爾森指出，企業受益于“一個權力有限的廉價工人來源”。簡而言之，培訓人們編碼并不意味著他們會得到更好的保障，收入更高、更穩定的工作——這只是意味著有更多可能的入門級員工，他們將為不斷增長的計算機行業降低勞動力成本。

事實上，即使在當時，觀察員也發現了這些努力的不足之處。哥倫比亞大學的黑人計算機專業人士沃爾特·德萊格爾在1969年宣稱，“數據處理培訓的魔力”不是靈丹妙藥，快速上手的培訓項目反映了美國對黑人和西班牙語學生的公共教育的不足。他質疑他們背后的動機，認為他們有時是出于“商業原因，或者只是為了消除和驅散這些社區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而不是為了促進公平和正義。

可以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既制造了很多全新的機會，也不免催生越來越多的不公，正如ChatGPT的火熱，也有許多擔憂的聲音。不管是之前馬斯克等人聯合簽署公開信要求暫停更高一級GPT的研究，還是近期AI教父杰弗里·辛頓對人工智能潛在風險發出的警告，技術的發展不免伴隨著各類力量的拉鋸，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知識向更廣泛的群體普及開來。眼下，GPT帶動的AI熱潮也將推動計算機領域的革命，以編碼編程為代表的計算機知識和技能，具有越來越大的價值。

作者：Joy Lisi Rankin

文章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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